第6版()
专栏：征文选登

幸存者的纪念
钱江
丙辰清明前后，我正在广东从化养病。这年，天特别冷，连这个不下雪的地方也下了雪，不久，又刮了台风，当年荔枝一个不结。风不调，雨不顺，越发令人觉得国不泰，民不安，心情格外的沉重。这时，从北京传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消息，花海诗潮，象寒冷中燃起的烈火，给人带来了温暖。我发现，那些跟随毛主席、周总理南征北战的老干部们露出了笑容，饭厅里气氛热烈，言谈话语之间常常带有笑声。这是一月上旬总理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。
人们对总理的怀念象海，风涛不息的大海。
我得的是心脏病，是在总理的关照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，到从化来治疗的。总理不幸去世，我的心好象已被撕裂，病情日见沉重，什么时候能把病治好，连我自己也感到渺茫。我常常怀念总理，耳边时时响起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，是党和周总理亲手抚育我成长的，把我培养成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电影工作者。几十年来，总理对牺牲的战友的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对烈士后代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我的父母都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。父亲钱壮飞曾打入敌人内部，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。一九三○年，一个叛徒出卖我党中央在上海的负责人的地址等机密。正常的地下联络方法已经不能及时传递这个消息，我父亲急忙从南京直赴上海，和李克农、胡北风同志一起设法向党中央作了报告，使党的组织和周恩来同志等负责人得以安全转移。我父亲于一九三一年到中央苏区，后来跟随毛主席长征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。一九三五年三月，在贵州息烽县沙土镇附近光荣牺牲。
一九三一年一月，父亲匆匆离开南京之后，我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。党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我们。后来，周总理派李克农同志终于在重庆找到我们。我和弟弟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，就象孤儿见到了亲娘。总理爱抚地说：“以后，你们就叫我周伯伯。”不久，总理派人把我和其他同志一起送到革命圣地延安。我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和延安电影团学习和工作。总理经常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每次回延安，都叫我去看他。当时延安条件十分艰难，总理从重庆给我带来物理、无线电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，让我好好学习。最使我难忘的是，有一次，总理送给我一本小说，亲笔题了字：“这本书我看过，现在送给你。一个青年人要跟上时代的步伐，要有革命的理想，要把一生的精力献给革命。”几十年来，总理的教诲一直铭刻在我心头，鼓舞我不断前进。
一九四六年，总理让我和爱人、弟弟去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。我们刚到重庆，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就接见了我母亲和我全家，地点在曾家岩五十号。就在这次见面的时候，总理对我母亲说：“你多次托我打听钱壮飞同志的情况，我都没说，钱壮飞同志早已光荣牺牲了。他的牺牲是为党，为革命，人民和党是不会忘记他的。”母亲悲痛得哭了起来。总理说：“你别难过。你还有任务……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。我们是幸存者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为党工作。”总理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上，从广播里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时，我悲伤得晕过去了。我再三请求回北京向他老人家的遗体告别，可是“四人帮”在文化部的亲信就是不准。我希望和同志们一起在十里长街上送送总理，就连这也不可能啊！我和几个老干部只好采集了野花，做了花圈，对着祖国的青山、绿水、大地、森林致哀。天地虽大，那能容得下我们的哀思，还有和哀思一样多的忧虑啊！
清明前几天，突然从北京来了一位“钦差大臣”——于会泳的亲密伙伴。他装得笑容可掬，礼贤下士，但是，让人觉得不是我们党的干部，而是舞台上的“王子”。一九七五年，他们一伙“围剿”影片《海霞》，我们交过手。尽管毛主席、周总理看到我和谢铁骊同志的申诉信以后，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，审看了《海霞》，并决定通过上映，他们一伙并不甘心。客套了几句后，那个钦差大臣便问起中央政治局审看影片《海霞》时，邓小平同志讲了些什么，追问谢铁骊同志和我给主席写信，是怎么递上去的。还威胁说，如果自己不说，别人交代了就被动了，等等。这位钦差大臣一面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说：“好好养病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。”可一转身便凶相毕露地告诉医疗部门负责人：“钱江和谢铁骊反江青，以后北影要他回去参加运动，你们不要阻拦。”他走以后，我心里一直很不平静。他的来意十分清楚，他们那一伙的矛头所向也是十分明显。总理虽然去世了，他们还是要反的，因为周恩来这个名字的存在，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，对他们梦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最大的障碍。他们就是要把种桃子的人打下去，把桃子攫为己有。
在那些日子里，有的平时不写诗的同志，写诗了；我平时不搞雕刻，也刻起来了。我找到一些黄杨树根，根据其形状、纹理，刻了大小不同、姿态不一的“猴子偷桃”。刻得并不好，可同志们喜欢，刻一个拿走一个。他们翻过来、倒过去地欣赏，大家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领神会。同志们喜欢，我也高兴，自己也留下一个作为纪念，现在还摆在书房里。
四月六日早上，我们正在饭厅里吃饭，传来了“四人帮”在四月五日晚上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的消息，饭厅顿时喧闹起来。那些跟随毛主席、周总理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愤怒了，所有在场的同志都愤怒了，我也愤怒了。我当时唯一能够做的，而且乐于做的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继续雕刻“猴子偷桃”。
我的病经常发作，一晕过去就要输氧抢救。一些老同志叮嘱我不要回北京，好好在从化养病，因为斗争是长期的。但是，我还是在医生的陪同下，带着氧气筒飞回北京。一回来，文化部给我规定了三条：不准回家，不准转院，不准转外地。我想起总理对我的关怀，想起那帮人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，心里怎么能不激动翻腾！在我的病情日益严重的时候，他们还准备十月十二日召开文化部大会，把一些同志，其中有谢铁骊同志（他患严重眼病，有失明的可能）和我，拉上台去批斗。就在他们预定批斗日期的前六天——十月六日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人民胜利了，党胜利了，我们也得救了。
如今，每当看到书房里“猴子偷桃”的雕刻时，我就想起丙辰清明前后风风雨雨的日子，就想起总理的关怀和教育。为了保卫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，我将牢牢记住周总理的教诲，并把它作为行动指南：“我们是幸存者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为党工作。”